“蕉嶺實踐”是國家治理體系能力現代化的樣本;蕉嶺村民協商議事會是國家農村基層制度創新的偉大創造;蕉嶺農村改革走在全省前列;蕉嶺鎮級機構轉型為“一辦一中心”非常有意義;蕉嶺改革讓我們看到了國家農村治理體系輪廓;蕉嶺村級治理實踐為全國基層治理改革提供經驗……
  11月22日,為期兩天的第十屆“中國農村發展論壇”在蕉嶺開幕,這是該論壇時隔5年之後,再次在蕉嶺縣召開。來自國家發改委、農業部、民政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央編譯局、中國社科院、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省委農辦、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等單位的專家學者對蕉嶺農村綜合改革、社會治理體系高度評價。筆者精選部分專家觀點,以饗讀者。
  專家觀點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李周:
  蕉嶺鎮級機構轉型為
  “一辦一中心”非常有意義
  蕉嶺鎮級機構轉變為“一辦一中心”非常實用而且有意義,“一中心”是面對廣大村民,在農村基層治理中,蕉嶺的一些農村整合村莊資源運轉的機制也非常好。
  我們過去總是講要為村民服務,覺得拿些錢給他們就可以了。但現在我們在蕉嶺看到,其實村民他們通過自籌的方式,一樣解決問題,所以只有到了利益公共體,才有可能講合作。再就是講道德,因為我們現在把道德講得很大,其實市場是通過需求來連接的,政府是通過法律連接的,社區是通過道德來連接的;這個道德是有邊界的,一個利益共同體內,而不是一個層次的,是最基本的,是通過這樣一種方式把合作、責任、道德來對應農村發展。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院長、長江學者徐勇:
  蕉嶺改革基於內生需要
  蕉嶺農村改革為廣東和全國的改革提供了經驗。蕉嶺的改革創新的重要特點是基於內生需要和內在動力,這與國家的大趨勢相吻合。
  集體產權必須與集體治權相匹配,包括選舉權、決策權、管理權和監督權,需要四權同步,四權配合。針對四權不同步,蕉嶺率先建立村務監督委員會,涉及村民利益的村莊事務由議事決定,村務決策由村民共同參與決定。同時,蕉嶺把協商機制引入到鄉村治理過程中,建立協商議事會,由利益相關者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與決策,並制訂協商議事規則,讓權力在共同規則下運行。這是蕉嶺對鄉村治理創新的又一貢獻。
  民政部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司副司長湯晉蘇:
  蕉嶺村級治理實踐
  為全國基層治理改革提供經驗
  蕉嶺著眼於圍繞大局、服務大局,積極探索新形勢下村級治理的新途徑,並且著眼於工作的連續性、統籌性、實效性;著眼於解決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著眼於社會建設和社會服務,正在逐步從單純管理向全方位服務的轉變;著眼於提高質量、提高水平和提高能力;著眼於公正、促進公平、促進和諧、促進穩定。“一核三元、四權同步、多層共治”的村級治理體系,為全國的基層治理改革提供了實踐經驗。
  同時,蕉嶺抓住國家農村綜合改革示範試點的機遇,從村級組織建設入手,理順治理主體關係,規範村級權力運行機制,探索協商議事制度,領導同志重視,各方主動參與,統籌有力。蕉嶺的村級治理基本思路和主要目標,必將能引領基層治理改革。
  廣東省委農辦主任陳祖煌:
  蕉嶺改革走在全省前列
  這些年,蕉嶺的農村改革力度不減,是在全省農村改革中走在前列的山區縣,這值得大家關註。蕉嶺在自然村或村民小組建立村民理事會的改革是對村民自治的補充和完善。
  蕉嶺建立“縣鎮村三級”服務平臺,以及土地流轉交易平臺,這些做法值得推廣,尤其是在粵東西地區要大力推行。目前農村社會矛盾多發的原因就是這個體制沒有建立起來,蕉嶺的這個改革體系建立起來之後,社會矛盾大幅下降。更重要的是,村幹部違紀違法大幅下降。蕉嶺縣也是早幾年廉政建設做得比較好的地區,這個方面蕉嶺走在前面。
  廣東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汪一洋:
  蕉嶺先行探索社會基層治理
  蕉嶺的社會改革體現了政府為民辦事,過去我們長時期為老百姓做事,但是群眾的滿意度並不高。因為有些民生實事不是老百姓想做的,而是我們自己要做的。而蕉嶺的改革,在這個方面做了非常好的探索,為民辦事體現民意,老百姓主導,政府輔助。
  從蕉嶺的農村改革中我們也受到這樣的啟發,群眾的事情讓群眾自己解決。過去政府管了很多不該管的事,事情管得越多,群眾意見越大。而該我們管的事情,又沒有管好。種了別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你看芳心村村民理事會,有什麼事大家協商、討論,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改革。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要向社會放權,向基層放權。基層政府能做的,你就往下放,群眾能夠自治的就讓群眾自治。蕉嶺“一核三元”這種發揮村民自治的制度,是一個非常實用有效的制度。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黨國英:
  蕉嶺的農村改革敢於放權,很成功
  蕉嶺的改革,其實證明瞭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權力下放,相信農民,這隻會把工作做得更好,不會更壞。很多難題我們政府做不了,農民自己能做。蕉嶺在農村改革中敢於下放權力,做得很成功。
  蕉嶺的改革同時也還帶給我們這樣的思考,農村建設用地搞活、流轉,能不能讓市場解放?蕉嶺屬於山區縣,能不能在目前政策尚不清晰的情況下,比如說淺山地帶,在不影響生態保護的情況下,給社會提供更多的建設用地?蕉嶺能否在這方面作個突破,在我看來,全國都可以推進。我們對老百姓的土地問題這麼多顧慮,其實蕉嶺給我們提供了這麼一個經驗,政府的工作到位的話,顧慮不需太多。
  清華大學政治學系主任張小勁:
  蕉嶺為基層治理改革與創新提供樣板
  蕉嶺為我們研究基層治理改革與創新提供一個非常好的樣板,同時蕉嶺的實踐在某種程度上也突破了一些思維的框架,可能還需要進一步跟蹤研究。
  所謂創新問題,長久以來中國的改革主要體現在一個制度創新、體制變遷,但這種創新工作經驗成功的做法難以得到擴散。另外就是出現一個現象,主要創新者的升遷、退休、離開創新所在地的話,創新難以維持。但在蕉嶺我們看到,村民監督委員會,這個創新在持續,由點到線,由線到面,由面到體,在蕉嶺在農村的改革創新不斷升級換代,從村務監督到村務協商的機制,到土地流轉制度,其實是一個不斷提升的機制。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毛壽龍:
  “蕉嶺實踐”是國家治理體系能力現代化的樣本
  以目前各地的實際看來,村一級的治理體系或者治理能力的建設供給方面出了一些問題,一個是外在的供給比較少,內在的供給沒有啟動一個基本的程序,沒有一個比較好的系統,蕉嶺讓我看到了破局的希望。
  通過這幾天的參觀、交流,四中全會依法治國的精神在蕉嶺實踐裡面得到了很好的體現。所以,我個人認為,蕉嶺的村級創新實踐實際上是國家治理體系能力現代化的樣本,也是縣治很好的基礎。我覺得這個經驗如果能夠持續下去,經過一段時間的運作將成為經濟發展的良好基礎。蕉嶺能夠在這個治理的基礎上,把村一級的產權交易市場搞得這麼好,本身就證明瞭治理體系做得比較好。
  中央黨校經濟學部教授、博導徐祥臨:
  “蕉嶺改革”讓我們看到了國家農村治理體系輪廓
  蕉嶺在鎮級機構改革中,把“六辦八中心”變成“一辦一中心”,真正轉型變成了服務型政府。還有三圳鎮的手機版“一冊通”,實際上就體現了“四化”同步,“信息化、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同步發展,很有亮點。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是,從基層的改革角度看,芳心村“一核三元,四權同步”,有這麼一個機制,老百姓就有積極性了。一核三元,四權同步,多層共治,這種制度不是政府的面子工程,而是實實在在改善了老百姓的生產、生活條件,是為老百姓自己謀利的,這樣就可以在新農村建設中發揮它的作用。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構建現代的國家治理體系,提高現代治理能力,我覺得通過蕉嶺農村這幾年的綜合改革試點,讓我們看到了在農村國家治理體系這樣一個輪廓,這樣一個方向。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馮興元:
  蕉嶺農村社會治理制度創新很有特色
  中國制度變遷的特點,在村莊上總體表現為外部制度供給,遠遠多於內部制度供給。最後要落實到從統治到治理,意味著兩者要結合。而且最重要的是要發掘出自主的內部自主供給方式,外部供給作為輔助性的作用。蕉嶺的農村社會治理制度創新,很有特色。
  在當前的中國農村,如果是一個特別大的行政村,從公共產品提供的角度來看的話,很難讓整個行政村來組織村民代表或者開村民大會。而芳心村成立的村民理事會,這個制度可能既可以說外部供給,也可以說是民間的智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提到:市場能做的政府不要做,這個是輔助性原則,廣義的話就是市場能做,政府不要做,下級機構能做上級政府不要做,蕉嶺的實踐正好體現了這一點。
  中央編譯局研究員高新軍:
  蕉嶺村民理事會運作有深遠意義
  蕉嶺的村民理事會運作,這個制度創新有非常深遠的意義。村民理事會提高了農民的組織化程度,農民的組織化不僅是對農民有好處,對政府也有好處,政府不可能和單個農民對接,只能跟組織起來的農民對接,它的公共服務也有承接方。對於農民來說,組織起來以後,也可以向政府反映問題,監督政府行為,所以它是一個雙贏的結果。這也是我們國家在農村建立公民社會的一個基礎工程,
  同時,村民理事會解決了農村基層組織的斷層問題,充分發揮了農村豐富的傳統的組織資源,充分調動了鄉賢、社會能人,甚至是宗族等,把這些民間組織的積極因素充分發掘,充分利用。村民理事會還是我們國家社區建設的一個基礎,培養人才,培養社區認同感,包括那些外出的企業家和村民,願意回饋家鄉,捐款、捐物,為家鄉服務。可以說,蕉嶺的村民理事會是我們國家農村基層制度創新的一個偉大創造。
  蕉嶺實踐
  11月22日、23日在蕉嶺舉行的第十屆“中國農村發展論壇”,其主題是“農村綜合改革與基層治理創新”。而中國農村發展論壇歷經5年後再次來到蕉嶺,也正源於蕉嶺在農村綜合改革方面的積極探索和有益嘗試,為專家提供了接地氣的研究樣板。
  蕉嶺地處廣東東北部,轄8個鎮,全縣總面積960平方公里,23萬人,其中農業人口16萬。作為農業人口占七成,農村面積占九成的山區縣,“三農”工作始終是蕉嶺工作當中的重中之重。
  蕉嶺縣委書記溫向芳表示,去年被確定為“全國農村綜合改革示範試點縣”以來,蕉嶺積極推進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登記和辦證、農村產權交易體系的建設、現代農業經營體制的創新、農村民主自治新機制的探索。在鄉鎮一級,將原來“六辦八中心”機構精簡為“一辦一中心”,即黨政綜合辦公室和社會治理服務中心,實現了辦事大廳集中服務;在農村,積極探索以村黨組織為領導核心,協商議事會、村委會、監督委員會協同治理的“一核三元、四權同步、多層共治”的新型村級治理機制。
  2013年,蕉嶺縣被確定為全國農村綜合改革示範試點縣,被賦予了農村改革發展先行先試的重任。同時,蕉嶺縣直面矛盾、積極創新機制,破局基層社會治理難題。
  蕉嶺縣長陳偉明表示,與全國不少地方一樣,蕉嶺面臨著農業發展緩慢、農民增收困難、農村矛盾突出等問題,這些問題產生的根源是基層社會治理、機制建設難以適應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新形勢。結合自身實際,蕉嶺縣不斷創新基層治理體系,探索實踐基層治理的新機制,促進農村經濟發展,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
  近兩年的先行先試,蕉嶺縣發生了巨變。至今年11月,蕉嶺縣率先在廣東省完成全縣11萬畝水田的確權,並由農村產權交易服務中心對確權土地進行了流轉,目前已成交68宗業務,涉及土地11000多畝;在鄉村治理方面,蕉嶺縣在基層治理體系創新中引入協商共治機制,建立協商議事會,由利益相關者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與決策……
  撰文/攝影:唐林珍 塗永平
  柯鴻海 黃麟勝 陳曉光  (原標題:蕉嶺實踐是全國基層治理改革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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